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从苏南到苏北
筑巢引凤与邯郸学步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得到了恶性的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农村虽然远比城市欠发达,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春兰是泰州市属的企业,注定了它无法在三泰地区像求精开关厂在柳市小镇领导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一样,打造出中国白色家电的京城。乡村不停地为城市补充精英,也不停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制造风云人物。城市只适合孕育高科技童话和房地产泡沫,扎扎实实搞制造业的要么是顺利地接管了国企的精明之人,比如,张瑞敏、倪润峰、周厚健、陶建幸、李东生等,要么是从无到有打造制造业神话的出身农民的资本新贵,如胡成中、南存辉、王均瑶等。前者基本上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创业大都集中于城市,后者起始文凭平均只有初中水平且经营无处不在。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部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今年苏州的GDP 总量有可能超过深圳,跃居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四位,可在全国4个省级市和15个副省级市中,它始终榜上无名。庞然大物的上海是它的邻居决不该是苏州无法升级的充分理由。殖民地再发达,在宗主国面前依然是奴才。同样,没有内生力量的GDP 迅速膨胀也是如此。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造之径,而非终结。苏南及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流向的低地,一旦劳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价比优势殆尽,似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资本盛况只会是届时涓涓细流回首叹望的自恋和极至悲伤之源。这是苏南特别是苏州必须清醒的地方,也是苏州以西长江之北的地区必须明白的现实。连无锡和嘉兴都无法重写苏州骄人的引资业绩,距离更远的南通当然更欠可能。指望一座桥(苏州-南通大桥)两个隧道(上海市区-崇明岛-南通隧道)就将南通变成北上海或第二个苏州,只能是梦想。上海只有一个,苏州也只有一个。把自己比附成另一个名城,即使不是东施效颦,也与鹦鹉学舌相差不远。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倒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凤居。苏州的区位有它地无法比拟的优越。正像珠三角一样,大佛山地区只能是大佛山地区,如果顺德、南海盲目地学习深圳、东莞或早年的无锡、江阴,那么它们绝不可能在1990年代中叶以降后来居上。长三角地区错位竞争态势的轮廓已经勾勒。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各自的产业形态特征和经济格局虽有重合却不雷同。在这个意义上,苏北必须明白自己的定位。南通再有良好的港口潜力,纵有毗邻上海的直线距离优势,一条宽宽的长江决定了在南通克隆不了苏州,而南通本地民营资本的式微,经济活力的不足也决定了南通不能拥有宁波与上海争夺世界航运中心的底气。
而且,苏北跟着苏南亦步亦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竞相供奉时,引资将成为一种战争,成为各方拼力压低自身身价作贱天然资源的低俗之争。上海将广达电脑项目从昆山硬夺而走,南通、嘉兴、无锡等地对苏州引资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大树底下的形势已经变得日渐严峻。在温州柳市或虹桥那样的小镇一亩工业用地都可达25万元,而在苏南有的地方曾经甚至只有5万元。即使今天有所改观,也值得反思。
筑巢引凤可以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拥入的海外、台湾的以及外市的资本,数额再巨大,也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候鸟本性。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像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沿江开发与苏北振兴
由于江苏民间自身造血能力的欠缺,吸引诱人的行政区外的投资是江苏始终摆放不下的重心。既然当下无法拥有与浙商相提并论的那种家资和数目巨大的苏商,重点置放于吸引“外”资,就情有可缘了。沿江开发的整体逻辑同样离不开这一贯的轨迹,只不过自觉地与修建港口铁路桥梁及输出建筑劳工结合起来了。
沿江开发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跨行政区协调规划不同,也与南京、徐州等都市圈规划不同。沿江开发由省府统一牵头,意在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432公里的开发区。如果,与苏南杭甬绍强劲的势头比起来,通泰扬活力不足已经让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南移、北翼缺失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可以看作这场竞争的对策。顺利的话,尽管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富的落差,它也可以加重长三角北翼在GDP 总量比较中的砝码。然而,问题也因此而来。
开发沿江岸线,打造临江深水港,建立在深水岸线的基础上。但长江并不是处处都有深水岸线,即使今天是深水岸线也不能保证永久如此。曾经的镇江深水港今日几乎被淤塞殆尽,曾经孤悬江中的金山、焦山几已成陆,急得镇江不得不把很多项目无奈地放在城东数十公里的大港。一个原本一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哑铃。造化弄人,江水在冲塞镇江港的同时又为江北造出了扬州深水港,使扬州有从运河时代走入长江时代的资本。水流可以影响,却不能控制,否则,镇江也不会如此无奈地在江北江床上扔下数千万元的石块期待保持江南的码头。笔者由此担心,三峡工程拦去的金沙江的甘露,南水北调抢走的扬子江的乳汁,会否造成江苏沿岸江水变缓,泥沙淤积,来水减少,海滩萎缩……
在长江口北岸,南通作为上海附属的区位很难跟嘉兴相提并论。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但南通却有,南通与上海的关系,要么是与上海比肩而立,要么比照宁波。可惜的是,尽管部分城市曾因交通区位而繁嚣无比,但“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事实,还是让历史上淮扬的繁荣改变不了苏北广大农村的过于贫瘠。苏北农村在近代与苏南农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从漕运走向海运,从运河时代转向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后,结果是上海的崛起,而非南通的通天。虽然近代的南通因为风云的张謇的个人努力而留下近代民营实业史上最浓重的起点,但仍然改变不了江北的南通无法与江南的上海遥相呼应的事实。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成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在江苏,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出上百万的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南通的“铁军”名扬天下,二建、三建等是全国建筑业的中流砥柱。而同时,其下辖的海门市的小商人可以不弱温州人似地练摊东欧,盖天力和东盛科技全力打造启隆沙,这些理该成为海门、启东的法宝。南通本部与苏州都是长江的腭,而海门、启东才是与浦东、浦西对应的唇。金山、乍浦、盐官是长江的第一下巴,而宁波是长江肥硕后自然下垂的第二下巴。与几个肥硕的下巴比起来,尽管人均收入不低,GDP 相对不弱,但上唇还是太单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曾大叫的。东北铁路密度冠全国,但这是建立在东北物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苏北腹地曾经一直没有铁路,直至今天,绝大部分苏北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因为过去没有必要坐,现在去北京打工又有工头包的车。但有没有铁路不能成为苏北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温州、台州的交通曾经比苏北布局更闭塞,山路更凶险,但温台货还是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销全国。所以,没有路就不能发展显然是一种托辞。交通大发展固然可以创造更有利的交流环境,但也可以使没有潜力的路经地区更加边缘化。原先的312国道两侧绵延的是一连串的低等三产,即使档次不高,但依旧还是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一条二级的国道是一条参差不齐的珍珠串,有假珠,但也会混入珍珠;而一条高速,直接来说,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笔者不信,淮安的高速公路优势和新沂、海安新的铁路枢纽地位能够改变苏北整个区域的落后。的确,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识地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南京突围
南京是幸运的,它是万里长江的咽喉;南京是不幸的,也因为它只是长三角的末梢。因为长三角过分炫耀的光芒有可能迷惑住南京的眼神,使它的目光只会向东:只羡慕上海,只看到杭州、宁波,只提防苏州、无锡。
看着上海是明智的,但只看到上海并亦步亦趋则很荒唐;不服苏州、无锡并试图赶超是进取的,但过分纠缠于此邯郸学步,则很可笑。因为大海和长江,也因为故吴和旧越,拥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和高耸入云的陆家嘴,仅此一家,上海是中国的,也是远东的,最终还是世界的。南京起码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与其比肩。由于上海、南京的存在,也因为曾经靠运河而兴和以苏州为中心的繁荣已成往昔,苏州、常州、无锡,永远是也只能是长三角的腹地城市,而不会是中心,它们的命运只该与长三角的主流同进同退,而不可能独领风骚。南京与它们不同,它的血统与它们尽管亲近却不雷同,南京倘若把自身仅仅类同于它们,便是不识大体的自我屈才、自甘埋没的不慧。
南京吸引外资加速新型工业化的条件尽管没有苏州、无锡、嘉兴那么优越,但决不该比宁波、绍兴、杭州逊色。地理区位是其一,而中国第三科教城的实力是其本。扬子-巴斯夫一体化的化学工业园,乐金飞利浦的新港开发区,百事、爱立信的江宁开发区和重金支持的高新区,已经并继续在书写它的傲人实力。与上海距离的暧昧,曾是南京引资无法望苏州项背的根由,却也是让内地一般省会羡慕的发展优势。一个在经济人格上独立的南京不仅是金陵的福气也是中国的需要。在强调自主创新和推崇“土著”创业而不人云亦云仅靠工薪收入的今天,它更是南京可以拥有自己更大荣光的关键。在杭州慑于宁波而臣服上海心甘情愿地做阿拉人的后花园后,南京的优势和中心再造的潜力正在变得被人嫉妒。
身居长三角,但影响和心思却不该只是长三角之内,南京就如同当年寓居在县城或市镇的乡村地主,与市城中云集的商贾不顾一切的竞争实在不智,他们的优势在于城外数千亩良田;他们拥有双重的福分,可以像商贾一样开店铺卖杂货,但这仅是副业,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比较优势却在城池之外的农村。南京对于长三角同样如此。长三角为南京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但南京的发展空间腹地则应向北向西。如果没有长三角,南京就如同长春、南昌,如果没有向西的腹地,南京的前景也只能像常州、湖州,远逊无锡、绍兴。因为省内后起之秀的茁壮成长,因为省内经济中心地位的含糊不清,常会让南京跟无锡、苏州比长论短,这是误区。不能把南京仅仅只看作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中的一员,而应看到南京是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广阔的腹地。
作为狭义城市的南京一直不弱,但就广域市而言,南京是虚弱的,而病因几年前就已被确诊为郊县经济的弱小。地处长三角之边,隔着宁镇山脉的南京与苏锡常、甬绍杭等地的发达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并非是城市,而是农村。集体企业只有在乡村的乡镇企业才是大干实业的主力,个体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城市中的街道工业罕见兴旺发达的。建国后南京有着完整发达的城市工业,但农村却没有能自生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腹地及类似温州、泉州等地的乡村工业。这是南京广域市的经济总量一再被沿海城市和人口更多的内地省会城市超越的原因。
由于投资主体原因,乡村工业得益于松动了的计划经济体制,壮大后的乡村工业体制反过来又加速瓦解了旧有体制。旧有体制在被动下的瓦解虽给地处其中的国有企业以压力,但反过来又会推动国有企业尽快适应和弄清市场体制。这如同“鲶鱼效应”。南京与杭州、宁波、无锡等工业城市相比,城市经济活力相对不足,正缘于此。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同样,南京毕竟地处长三角。南京不可能受不到长三角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南京是始终有实业传统和作为温顺榜样的江苏省的省会,使得南京的民营企业家不可能有内地大鳄“空手套白狼”的大气魄。从无到有需要铤而走险的投机,而南京唯唯诺诺的性格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南京很难造就妄图投机的老板,外地的通常的也不会来。南京籍的骗子杨斌只愿去沈阳而不愿回南京就是一个佐证。在南京发家的祝义才、张桂东、张近东、严晓群等,无一例外靠的是实业。南京没有像成都、西安那样出现希望的刘氏兄弟和金花的吴一坚。南京确实丢不开实业,也迈不开大步。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中都是如此。
南京独具一格。有个性的人拥有的独特在使自身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孤立游离于大众,从而或孤独或无助。
因为既占不尽旧有体制的光辉,也无法萌生出领新风气的活跃开明体制,南京得了风气之先,却不彻底,也占了国有资本之利却不全然,于是,南京总也不能尽兴,两者尽占,昙花一现的光荣太多,最终却还是平庸。刚出道的苏宁电器城掀起旋风却难以惟我独尊。依维轲汽车领风骚一时却无法一路保持领先。黑马冲出的同创电脑直逼联想终后劲不足功败垂成。熊猫彩电风光无限却在对手突然攻击前无力直面挑战而饮弹自伤。金城摩托执了牛耳却又还是表现平平……得市场之先,却又无法大刀阔斧,雄厚的底质,却因过分凝重的气质无法尽情发挥,不经意点亮的光环终究只是雨后的彩虹。
这是南京的困闷,也折射出江苏的沉浮。